社会焦虑与网络民粹主义的特质

　　【摘要】中国的网络民粹主义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政治学的理论加以认识和阐释，这是由中国复杂的国情决定的，其产生的社会土壤是集体焦虑，戾气发泄成为其基本表现形态，话语勾连与借题发挥是其舆论生成模式，其追求的目标是立即解决，而实现的途径是“闹大”，其问题解决方式是广场审判，其舆论消弭途径往往是政府出面解决矛盾。这与西方民粹主义政治不一样，由于其政治表达常常与反社会情绪纠缠在一起，民生诉求多于政治诉求，短期目标诉求多于长远目标诉求，而一旦这些诉求获得实利性满足，舆论就会瞬间消失。这是非典型、初级阶段的民粹主义。这一中国特色的政治现象，要求我们从政治理性高度予以重视。

　　当前，民粹主义已成为席卷全球政治的风潮，从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到法国“黄马甲”运动都表明，无领导层、无行动纲领的街头抗议已成为一种典型的西方民粹主义政治运动，其价值在于表达各种对政府的不满，强化自身的政治诉求。与西方国家民众政治表达方法不一样，中国民众更习惯于在互联网空间表达意见。中国当下绝大多数的不积极的情绪与危机话语都可以在社会化媒体中看到，这些不积极的情绪是实体社会压抑结构的转移。在当前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信息真实性甚少人关心，不论何种信息，只要能承载不积极的情绪，就能为大多数网民所认同，只要具备所指的批判性张力，就能激发起网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演化为一种民粹主义舆论。近年来，网络舆论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大小舆情跌宕起伏，各种舆情都牵涉某种社会焦虑情绪。

　　社会焦虑是一种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紧张心理健康状态。它不会轻易消退，不容易通过心理的调适而化解。[1]有学者指出，社会焦虑是公众面对社会诸多不确定性而产生的焦躁、不安全感，它培养的是一种防御性的生活态度，容易滋生偏见、分化、对立和冲突，带来社会融合的困境。按照社会学的解释，社会焦虑易引发越轨行为、加重人们不切实际的心理期望和短期行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社会焦虑是长期积累而成的。就中国国情而言，社会矛盾激化、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保障滞后、价值观念混乱、社会道德滑坡等问题逐渐演变成了全民性的社会焦虑，逐渐弥漫于社会所有的领域，具体表现为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期待焦虑。心态的泛化蔓延以及社会安全感缺乏、社会归属感的失落，容易引发社会偏见、不信任、不妥协甚至社会冲突，而网络技术的生活嵌入，为内隐的焦虑情绪提供了宣泄的出口，生成网络舆论情况狂欢的景观。[2]焦虑情绪已成为中国互联网空间民粹主义生成的土壤。在此土壤上诞生的民粹主义也形成自身独有的一些特色，例如，其舆论生成往往是话语勾连和借题发挥，其追求的目标是“立即解决”，而实现的途径是“闹大”，其问题解决方式是广场审判，其舆论消弭途径往往是政府出面解决矛盾。这迫使各级政府疲于应付，进而转身为一种防守型政府，最终绑架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这一中国特色的政治现象，要求我们从政治理性高度予以重视，从制度层面加以设计、治理，防患于未然。

　　中国网络空间的民粹主义与西方民粹主义有着非常大的差异。2016年以来，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大选上台，标志着民粹主义在西方抬头并成为社会主流思潮。作为一种政治策略，民粹主义受到许多西方右翼政客的重视，在法国、意大利等国家，一些民粹主义政党因提出超越传统左右分野、反建制的政策主张而发展迅速，他们把“改变”作为自己竞选的口号和政策核心。欧洲经济的疲软、失业率的攀升和社会安全的丧失，导致人们的不满情绪上升，从而引导民众朝政治“拒绝”方向聚集。在当前的形势下，民众对欧盟模式、政党治理效能、移民问题以及全球化保持怀疑甚至排斥态度，就自然成为一种新的民意。欧洲左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将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工具，他们宣称与人民有深厚的情感连接，采取直接与民众联系的方式，承诺通过提供“绕过哲学纷争和琐细制度这样一条捷径”，使政治变得透明。[3]西方的左翼、右翼（极右翼）民粹主义产生的土壤，通常是精英代议制政治出现问题引发中下阶层的不满，因此改变政治现状成为他们最直接的愿望。由于本国政治文化的特殊性，政府部门适应形势需要的公共产品缺乏，传统媒介规制管理的思维定势在互联网时代仍就保持着某种惯性，这客观上造成社会缺少多元化的情绪出口，主流媒体作为社会“减压阀”的功能未能充分的发挥，从而造成了某种舆论的被动局面，传统媒体的出口窄化导致言论洪流流向了新媒体领域。

　　为什么我国互联网空间的舆论容易演化为民粹主义的舆论？与西方国家不同，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节奏加快，社会转型、利益调整和观念变革，方方面面都宣示着社会转型期的到来，尤其是近年来的产业体系转型升级、商业模式转换都给社会相当一部分群体带来了不适应，部分群体心理出现了失衡，这在社会底层群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本质上说，转型期心理失衡的根源在于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相比计划经济时代的普遍贫困，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贫富差距的加大，甚至两极分化。“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集体无意识使得社会中下层群体感到从未有过的失落，这是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失落，是从组织社会到无政府状态的失落。这种失落日积月累，就渐渐演化为一种社会焦虑。这种社会焦虑心理表现为广泛的心神不安和精神不定，是一种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紧张心理健康状态。真实的生活中的焦虑表现为“住房焦虑”“就业焦虑”“身份焦虑”“子女教育焦虑”“就医焦虑”等，具体说就是面对工作机会、户口身份、房价过高、学位紧张等引起的对机遇公平、公正性表示出的普遍担心。近年来，由食品安全、疫苗安全、环境安全、暴恐袭击等恶性案件频发，也引发了公众对人身安全的焦虑。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其中部分是现实空间确实存在的问题，而有些则是虚拟空间引发的恐慌。互联网空间的信息传播已由早期的告知性传播转化为现在的劝服性传播，即由信息单纯传播已转化为一种意见生产。

　　在现实空间，仅仅因自己所得没有期待的高，或所得没有别人的高，有人因此心生怨气和不满，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这种相对剥夺感与实际剥夺具有同等的效力，它会激发人的极端情绪，互联网空间不满情绪是现实社会不满情绪在网络虚拟空间的延伸和体现，反映了社会化媒体环境下传播主体的特殊精神情况。近年来诸多网络事件引发的舆情表明，网络不满心理已经在广泛程度上的扩散，并且已成为当下社会常态。美国学者罗伯特韦伯认为，社会运动之所以能够形成，完全是因为“不满者遇到了不满者”[4]，社会各阶层多种多样的利益和欲望强势汇聚，导致社会认同危机由表及里点爆。在虚拟空间“不满者”相遇，因共同的际遇，彼此形成无原则认同，焦虑情绪在彼此相互印证中得到强化，于是在互联网空间中不断发酵，最终形成巩固的观点、立场，形成表述的刻板印象。

　　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焦虑”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心理和精神情况。转型期为何会产生社会焦虑，这是因为：首先，中国的改革正在经历一个自上而下的变革时期。社会经济利益结构正发生全方位和大幅度的调整，在这个调整过程中，部分利益群体成为受益者，必然也会有一部分人群成为利益受损者。大多数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被重新调整。而且，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相比，这种经济利益结构的大幅度调整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就要完成。[5]经济利益地位的变化，往往是不可控的，这某一些程度上给社会成员产生了不稳定的、动荡不居的感觉，因而形成很大的精神压力。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同经济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部分民众的社会获得感不强，社会保障明显滞后，住房、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积压的问题较多，社会保障制度明显缺位。底层群体基于对真实的生活保障缺乏的切身感受，因而对未来可能的不利处境产生了程度不同的焦虑甚至是恐慌。凡此种种，都使底层群体面对未来有一种不安全感，人类对于自己的未来前景难以预期，唯恐错失机遇。底层群体在人生不确定性和对未来不可预期的基础之上，必定会形成大面积的社会焦虑现象。[6]

　　再次，经济的下降带来的压力日益明显，西方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经济摩擦日益加剧，尤其中美贸易战让大众普遍担忧未来社会经济走向的不确定性，给中国的发展和民众的基本生存状况带来空前的变数，进而加重了社会焦虑。

　　信息传播的公信力逐渐丧失，民众的不安全感上升，由此产生真相焦虑。真相焦虑，常常表现为信息不平衡的恐惧，在互联网空间当所谓事件的“黑幕”被一一披露后，真假难辨。件爆发后，互联网空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民众的视线和思维被许多假消息搅乱了，混乱的舆论状态根源是政府声音的缺失，如一些政府部门出于“维稳”的考虑，对真相不敢如实披露，或者滞后披露，造成舆情极化。

　　大众的过度敏感和焦虑造就了病态社会情绪，这也自然而然地在书写行为中反映出来。“成都七中食堂事件”就是对食品安全焦虑的典型案例，该事件一度引发全国关注，形成民粹主义舆论声浪。虽然这起事件被证实是肇事者故意摆拍制造假新闻引发网络舆论情况，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社会的不安、焦虑情绪。民粹主义产生于司法不公、贫富差距大、官民矛盾深的社会状态中，不平则鸣、不均则怒在现代社会已经是一种普遍的集体无意识，对于社会财富，人天然地具有一种均贫富的愿望，这种愿望难以实现的时候，就会演化为一种情绪，而这种情绪经常被表述出来。[7]这种不良社会情绪日积月累就会形成暴力反抗的潜意识。这种极端社会心态是日积月累形成的，是多年来压抑的怨愤情绪得不到有效纾解而逐渐产生的，也是民众缺少制度化政治参与途径的必然结果。需要我们来关注的是，近年来的件呈现出一个特点，即无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参加：参与暴力活动的绝大多数人与事件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并不是因为自身的利益受损才引发暴力抗争行为的，他们对于事件的来龙去脉往往并不了解，而是简单地将事件认定为强势一方欺压弱势一方。网络怨愤心理扩散，贫富差距与相对剥夺感促成了另类精神状态。

　　因焦虑而造成长期的心理淤积得不到宣泄，就易产生戾气，这种戾气很难用“道理”讲清，通常我们会发现有些网民的行为有些“莫名其妙”，殊不知，其正是怨气积累的结果。

　　戾气发泄是中国网络舆论一个最为突出的现象。戾气很显然与社会焦虑有关，一方面，随着真实的生活中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中下层民众产生诸种不如意因而对现实不满，需要寻找空间发泄；另一方面，民众遭遇到各种不公正、不平等的待遇，由此产生怨恨。最根本一点是，社会无法化解弥漫于现实中的相对剥夺感。经典相对剥夺感理论认为，个体主要是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评价其地位和处境，成员经常体验到基本权利被剥夺的感觉。[8]因此，在网络舆论空间里，话语已由沟通和商榷功能，转变成了伤害他人的话语武器。“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只是戾气发泄的形式，并不意味着戾气的发泄体现为正义。但民粹主义者却用声势浩大的网络舆论奇观营造了一种正义的假象，致使这种发泄具有迷惑性，对“沉默的大多数”影响十分深远。意见表达的个体化、自由化使得个人情绪相互感染，个体化表达的内容大相径庭，但情绪气质是相似的。这种群体性的反精英、反权威、反体制的民粹主义批判情绪引爆点很低，瞬间就会在社会化媒体空间大规模传播，成为汹涌澎湃的“民意”狂潮。

　　不难发现，以戾气发泄为特征、以意见诉求为目标是民粹主义舆论的出发点，即中国互联网空间的这种民粹主义很难归结为一种政治学意义上的运动，虽然表达很激烈，却不追求类似西方左翼或右翼政治运动的目的。批判色彩更强烈一点，这是民粹主义的一种初级表达。在意见表达过程中，每个人的内心变得十分强大。诚如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指出的那样，一个被群体情绪传染的人会感觉到自己前所未有的强大。他的行动完全听凭于另一种陌生的力量，此时他心里笼罩着一种悲怆的情绪。这种感情让他表现得完全像是另一个人。[9]社会不满者在舆论高潮到来时，为了在话语表达中占据主动地位，隐藏自身的怨恨实质，通常借助互联网空间的虚拟完成自身形象的包装，站在道德高地，标榜自己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公正立场，却借机吐槽、谩骂、嘲讽。莫斯塞维奇认为，我们的时代正经历着个人衰亡及民众崛起的关键时刻，他们受到非理性和无意识力量的支配，而这种力量从他们潜意识的巢穴中显现出来，并本能地反映出来。[10]

　　民粹主义发展得益于网络Web2.0技术的赋能，即互联网尤其社交媒体赋予了网民意见表达的自由裁量权。在“弱者的武器”和“天然正义”的潜意识暗示下，法不责众的游戏规则，让中国网络政治带有激进和盲动成分，网民在遇到许多重大关切问题，尤其遇到涉及个人权益、民生等网络事件时心中集聚的怨愤情绪容易瞬间被点燃。无所顾忌、无所节制的发泄就成为一种特殊的舆情现象。在相互感染、情绪高涨的网络民粹化的氛围中，人们感受到的是一种自我本能的冲动力量和相互暗示的集体认同力量。在爱国、公平、正义、责任、道德等各种积极行动符号包装下破坏性行为获得了戾气发泄的合法化、合理化。潜伏在人心中伺机而发的非理性破坏欲，获得了付诸实施的机会。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勒庞的解释，这种破坏冲动都会找到貌似合理的理由，至少让一些人或者一个社会群体都赞同，并使其成员认为是“线]非理性戾气发泄是特定群体的激情迸发，社会戾气长期存在，往往并没有固定的发泄对象，只要有触动舆情的导火索，发泄对象就可以变换。而并不太关心破坏的对象和理由。

　　从网民戾气发泄的话语策略来看，二分法是一种典型民粹主义套路。民粹主义将社会划分成“人民”和“他者”两部分，通过“他者”的存在来团结“人民”。“他者”形象通常是官员、警察、城管、富人、专家等，一切强势群体都是“人民”的对立面，一切以“人民”的名义行动，因此，“公平”“公正”“维护利益”等成为这个“心理群体”行动合法性来源。网络民粹主义的破坏欲一部分是基于个体现实利益受损或者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合理性”敌视和报复，他们自认为底层社会天然纯洁，而肮脏的则是官员、精英、富人，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对这些具有“原罪”阶层的批判具有天然合理性，怎么做都不过分。因此，通过粗鲁的谩骂、嘲讽、诋毁等行为，获得一种破坏后的戾气宣泄。这种集体无意识中的破坏欲是现实中的个体力图摆脱社会秩序无能为力感的符号性替代行为，它的目标是想要象征性摧毁一切比他强大、让他感到压抑的对象，即权贵精英阶层和与之相应的不公平、不公正的权力结构，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处于中下层的社会群体在现实中遭遇的种种挫折和压迫感。相比社会的精英阶层，普通民众在真实的生活中遭遇了更多的挫折，积累了更多的焦虑情绪，急需情绪出口。网络新媒体及时提供了情绪出口的模式和范本。

　　民粹主义为网民制造了一种底层表达天然正义性假象，其做法是从大多数人的模糊认知心理出发，提供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站在道德的高地，虚构事件细节并对事件进行简单化的评判诱导。其本能的破坏欲就会更强烈，其破坏对象则理所当然是他们都以为侵占他们资源的体制内既得利益阶层。在网络民粹主义的心理群体中，有相同类似经历和感受的网民围绕着相关“官权富事件”互相交流和共振，客观上会放大这种情绪，网民个体在群情激愤的互动中，忘却自己的实际身份，抛开现实的理性，而屈从于群体热烈的感性气氛中，反精英、反权威、反体制就成了网络民粹主义心理群体的群体无意识和本能破坏冲动。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很显然，互联网空间无节制的戾气发泄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阶段现代性症候问题，这种民粹主义症候标示着社会矛盾集聚过快，已造成普遍的社会心理问题。从社会群体心理学角度说，民粹主义的这种批判情绪在于集体无意识和本能冲动的破坏欲。当大多数网民抛开现实中个体的异质身份，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加入“狂吠群体”时，就会形成彼此激励的舆论格局。在互联网空间，这个基于“不满者相遇”共鸣的群体具有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所说“乌合之众”的种种特征。

　　广泛的社会焦虑促成了一种互联网空间的话语生产方式勾连式话语生产方式的诞生，勾连式话语生产成为一种网络舆论的生成规律。勾连式话语生产其通常结构是由A事件联想到B事件然后对A、B事件中的社会腐败、不公等社会负面问题进行批判。如“北大校长事件”（A事件）中读错字也许不是什么大事，但网民却可能联想到深层次的社会腐败问题。在互联网空间，即使不存在具体的B事件，但网民确信，类似B事件那样的总体性、趋势性的现象客观存在。例如，“刺死辱母者案”“张扣扣案”中，勾连的是对地方恶势力横行、官官相护、司法不公等的负面社会印象批判。勾连式话语生产是当下中国社会心态与中国特色舆论的反映。从具体事件舆情发酵，到形成轩然，再到后期，就会发现，话语与事件本身关系并不是很紧密了。人们会长时间纠缠某个事件，并不是为了探讨某个事件的是与非，而是要勾连、发挥，联想到总体性的社会不公、总体性的社会腐败。“夏俊峰案”“郭美美事件”等都是典型，在经久不息的评论背后，都存在借题发挥的倾向。由对B事件批判的合理性推导出对A事件进行的批判也具有合理性。[12]

　　英国政治学者E.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C墨菲（Chantal Mouffe）在他们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迈向激进的民主政治》一书中提出了“勾连”（articulation）的概念，他们指出，“我们把在元素之间建立关系的任何实践称为勾连，这样它们的身份就因为勾连实践而被修改了。清晰的勾连实践产生了结构化的整体，我们叫做话语。不同的立场，只要它们出现在勾连话语中，我们就称之为时机。相比之下，我们把未经话语勾连的元素叫做差异性事实”[13]。网民现实社会权力关系的记忆，是碎片化的，且已形成刻板印象，这些记忆基本都是负面的。这些碎片化的记忆可以看作是散在的话语元素，在意义的争夺和生产的全部过程中，它们被勾连起来，形成一种民粹化的政治话语。由“北大校长读错字”事件联想到官员腐败，由成都七中的食品安全事件联想到政府不作为造成的道德滑坡，由“毕节儿童饿死事件”联想到政府官员的冷漠。

　　勾连实践则尝试从话语修辞策略意义上重新争夺并赋予事物以新的意义，这在西方政治学实践中是一种常见手段。另一位政治学者伊安安格斯（Ian Angus）则认为，勾连意味着一种特殊的意义建构方式“勾连实践抵达的是一个权力概念，它不单单指向不同旨趣阶层之间的意见分歧或对话行为，更为关键的是指向深层次上的共识构造过程。”[14]在互联网空间所发生的具有勾连价值的事件，能成为民粹话语生产者手中有价值的引子，尽管现实中缺少具体事件，但“也许有”成为共识，因为这是现实存储在网民心目中的刻板印象。话语勾连的重点是连接能指与所指的意指过程。在互联网空间网民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勾连具有某种随意性，依靠约定俗成而产生的“意指”，这就为不同的社会主体争夺话语意义创造了机遇。实际上，意义的生产的全部过程就是话语权的争夺过程。因此，话语勾连是网民利用网络技术的赋权机制，从而对权力结构的现实进行批判。

　　基于这种话语勾连，在中国的互联网空间，民粹主义舆论的生成，通常有自身特有的途径，民粹主义话语与舆论的表现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借题发挥式的发泄。很多研究发现，一些网络事件与网民自身利益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但网民却表现出极高的参与热情。以“张扣扣案”为例，凶杀案发生后，许多网民参与了“故事”书写，诸如“王校军是乡长，有权有势”“王家是村中恶霸，张家是弱者”“宅基地纠纷导致王正军犯罪”“王正军没有坐牢/坐牢时间短”“王富军犯罪，王正军顶罪”“张扣扣在部队时是特种兵”，等等。这些虚假、不实信息将事件导入“官员腐败、富人为富不仁、官官相护、钱权交易”的叙事框架，各种书写热闹非凡，为事件提供了许多可读性很强的“猛料”。张扣扣被描述成行侠仗义、为民除害的“英雄”，而王家父子则被描述成“坏人”。这种将普通民事纠纷案件简化为“人民”与“他者”的冲突，本身就是民粹主义的话语修辞策略。网民热情参加书写的内容多半是借题发挥的产物，无非是将自己胸中的淤积情绪借机发泄出来。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网民对事件进行评论时，往往不考虑事件的是非关系，直接接入自己的“故事书写”，他们直接将事件中的双方当事人划分出了“弱者”和“强者”，这些接入的“故事”体现了清晰的二元对立关系，是非、善恶、美丑便于适应网络时代的浅阅读规律，易于动员网民围观。应当说，民粹化的叙事框架早就存在，这个框架是按民粹逻辑建构的，借题发挥就是发挥话语勾连功能，努力将事件导入到预设的故事框架。

　　网民的简单书写依据的往往是身份标签，出现“官员”“城管”“宝马”等暗示身份的标签，有人就会自动开启民粹化书写模式，引起网民“想象与情绪的纠结”，激起他们条件反射般的反对和批判，却少有热情和耐心去梳理思考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黑白对错。那些无从稽考的信息，有时却被转发、点赞、吐槽评论极多。事件当事人的“阶层身份”成为网络民粹主义者是非批判和褒贬扬抑的逻辑起点和支持或讨伐的依据，借助符号“标签化”策略，成功将事件纳入“人民”与“他者”的对立叙事框架。

　　借题发挥体现了中国特色民粹主义的风格，本质上说，这种借题发挥是一种政治表达策略。随着勾连话题的漂移，网民能够正常的看到其政治诉求的多元化，有些则是典型的犬儒主义式的宣泄。即对事件保持冷漠态度，认为事情于己无关，虽是“路过”，却要狂吠一番，借机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河北交通肇事案”或许是个典型。当案件发生后，互联网空间迅速形成对李启明的谴责浪潮，各种嘲讽、谩骂铺天盖地。有网民接力书写各种“李刚故事”，借这个事件来表达个人的情绪和个人诉求。网民深知，现实难以改变，他们不敢公开表达来源于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因而所反映出来的便是不得不接受现实的戏谑、调侃或嘲讽、质疑。于是，这种犬儒式的表达就成为中国互联网空间的一种风景，多数情况下这种表达容易发展成为网络狂欢。政治理念的“空心化”，导致了民粹主义形象多变、难以捉摸。塔格特不得不无奈地说，“民粹主义总像变色龙似的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它是一种阵发性的、反政治的、空心化的、打着危机旗号的变色龙”[15]。中国互联网空间的民粹主义也具有这样的特征。作为情绪发泄的民粹主义，通常都有一个预设的话语，多半来源于现实社会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印象。

　　我们注意到，在中国互联网空间，不管舆论声势如何浩大，一旦诉求的问题得到解决，舆论很快消失。因此，我们大家可以将网络民粹主义舆论归结为现世性、实利性舆论。通常它是现实困境下的无奈之举。民粹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即表现为这种现世性和实利性。这也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在真实的生活中社会问题越积越多，却长期得不到解决，部分群众积怨很深，因而利用互联网表达诉求往往不顾现实可能性，急切要求跨越现实时空，超越司法、行政、历史等一步到位处理问题。简单化的政治逻辑和朴素民主诉求，“立即解决”就成了我国网络民粹主义当下现实目标。

　　声势浩大的网络舆论情况酝酿，或泄愤、或“围观”、或“动员”，旨在借助“民意至上”形成话语权力，营造绝大多数人“意见”，从而对政府组织施加压力，其目标并非政治纲领性诉求，而是要求解决当下阶段性问题，或不满政府某项决策，或批判某种做法，或谴责某人某事舆论话语已形成一种简单的游戏特征。“立即解决”成为网络舆论诉求的重点。具体表现为：要求迅速公开真相，要求迅速惩处嫌疑犯，要求迅速罢免事件中的官员这些都严重冲击着法治社会建设的底线。在这种民粹化舆论压力下，一些地区政府出于“维稳”的需要，息事宁人而违心作出直接承诺，完全僭越了法治的神圣。

　　从某种意义上说，焦虑化解是互联网空间民粹化舆情产生的根本动因，“立即解决”就成了化解焦虑最直接的手段。近十年网络舆论生成与发展的特点均是如此。必须指出的是，“立即解决”与网络民粹主义“闹大”策略紧密关联。为实现“立即解决”，网民总是希望把事情“闹大”从而试图包装成民意或公共舆论，这就是民粹主义伪舆论制造的套路。利用互联网动员，可以轻松又有效形成互联网空间的声势。相较于底层件的“闹大”，民粹主义的“闹大”是一种传播策略。当前中国社会件中的矛盾冲突，是利益诉求或利益博弈的表现，通常不是针对政权的政治性活动，也没明确的政治诉求，经济性大于政治性；对于公民群体利益表达过程中的困境，“闹大”有时具有一定的道德震撼力，常常成为“弱者的武器”，带有浓厚的网络怨恨极限抗争的色彩。但是，焦虑和怨恨情绪驱动下的“闹大”逻辑使网络舆论走进了一个“怨恨批判”陷阱与死胡同，即并非是以一种正视与解决社会问题的姿态作为舆论抗争的出发点，多数情况下更多是一种仇富、仇官、仇体制情绪的狂欢，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分事实是非的犬儒式批判。网民或许是为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或许是为了支持弱者抗议强权，但也可能是为了宣泄不满情绪甚至出于其阴暗的目的，以至于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造成错综复杂的舆论局面。由此可知，焦虑、怨恨驱使下的情绪宣泄并非真实民意，它导致矛盾升级，局面失控，也会加剧社会心理的失衡和扭曲。因此，每一起网络媒体事件都成为网民的情绪狂欢的难得机遇，这已成为中国独有的一种亚文化现象。围绕具体事件而出现的各种嘲讽、谩骂、戏谑，是一种典型的民粹主义的表达，这也正是中国民粹主义特色之所在。

　　着眼于“立即解决”的舆论“闹大”在基层“维稳”中总是轻易得手，这往往形成恶性循环，严重破坏法治建设的环境。民粹主义政治认为“政治应该是人民的普遍意愿的表达”。[16]纠结于具体事件的舆情是否是人民普遍意愿的表达呢？“闹大”作为中国式民粹主义舆论路径，已成为中国网络政治的棘手问题。

　　对当下中国互联网空间的民粹主义，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政治学的一些理论来加以认识和阐释，是因为网络民粹主义的生成是由中国复杂的国情决定的，其产生的社会土壤是集体焦虑，也正是因为这种集体焦虑，才培植了其诸种特色。网络民粹主义表现为主体敏感。中下阶层网民对现实中的事件高度敏感，极容易从“人民”与“他者”对峙思维来理解事件。在中国，“哑铃型”社会极容易形成仇官、仇富、仇知的话语母题，由于底层网民整体素养不高，其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犬儒主义、反智主义成分。中国特色的民粹主义活跃在网络虚拟空间而不是现实空间。互联网空间转帖多、吐槽多、嘲讽多、谩骂多，总体体现为一种情绪发泄，缺少周密的政治诉求，因而观点极端、意图简单，容易极化。其复杂性在于，网民的合理诉求与反社会情绪常常纠缠在一起，民生诉求多于政治诉求，短期目标诉求多于长远目标诉求，而一旦这些诉求获得实利性满足，舆论就会瞬间消失。由此我们大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是一种非典型的民粹主义，或是说民粹主义政治的初级阶段。

　　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政治通常没有具体的政治纲领，不呈现为政治运动，更多地是着眼于现实目标的实现。然而，其政治行为风格也具有某种特色，即通过“闹大”形成舆论压力，进而吁求迅速处理问题，而当舆论形成后通常进行“广场审判”对“原罪”一方进行批判。狂欢活动则常常逾越法律界限，迫使政府从“维稳”角度息事宁人，教育、司法、宣传等公共资源被迫大量卷入，久而久之政府沦为舆论防守型政府，这已成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顽症”，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从社会善治角度多做文章，政府应在为民纾困解难上多下功夫，缓解民众的焦虑情绪，彻底消除民粹主义产生的社会土壤。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民粹主义思潮最新发展动态及其社会治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6AZD034）

　　[1]贾立政等：《全民焦虑症问诊当前中国人为何焦虑？焦虑程度几何？》，《人民论坛》，2013年第6期。

　　[2]于建嵘：《社会焦虑：当代中国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乡音》，2016年第10期。

　　[5][6]吴忠民：《社会焦虑的成因与缓解之策》，《河北学刊》，2012年第1期。

　　[7]陈龙：《纳入母题框架叙事：一种网络传播的修辞策略》，《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9]［徳］伊丽莎白诺尔-诺伊曼：《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社会的皮肤》，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6～98页。

　　[10]［法］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许列民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页。

　　[11]［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12]参见拙作《民粹化思维与互联网空间底层叙事的天然正义性话语修辞》，《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

　　[15]［英］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页。

　　陈龙，苏州大学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博导，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传播与社会治理”优秀创新团队负责人，中国传播学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新媒体舆论、媒介文化。主要著作有《当代传媒中的民粹主义问题研究》《传媒低俗化问题研究》《传媒文化研究》等。